oemhk 市场资源如金融、电信、交通、重要产品贸易等）被政府和少数国企垄断，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是降低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国家财富产出，从个体国民角度看也是增加了民众的财富消耗、减少了民众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中国现时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病灶。
还必须注意到，在两德统一后廿年来，德国花费了天文数字的财力物力，帮助发展原来落后的东德地区，这使得德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更加令人惊叹。更重要的对比，在于西方世界普遍的中产阶级挤压，以及美国为代表的两极分化。
在西方世界中，德国的所得税率几乎最高，包括社会保险金在内的税率超过了50%，而美国不到30%。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下，西方各国普遍出现所谓中产阶级挤压，高收入、高纳税和高福利的中产阶级职位不断流失和减少，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的强项──制造业。从这一角度，德国的欧洲近邻看来具有相对于美国的优势。不能不看到，德国模式的成功有相当的传统文化因素。但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竞争中，连美国媒体近来也纷纷承认，西方世界如果要维持原有的领先地位和社会稳定发展，便难以避免效法德国模式的成功因素，特别是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以及保障社会公平和限制两极分化
仅仅从经济体制上看，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现在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占GDP的比例是35%，这是大国中最低的。届时你有火，对不起，跟央企玩，你玩不着。
现在已经有活生生的案例摆在眼前：你不是曝出中海油员工人均年薪38.67万、董事长年薪1204.7万吗？请你听清楚了我们是海外上市公司，我们的治理结构与所有国际公司相同。笔者敢和任何人赌一局 国新公司一定会在央企悉数上市之际，在完成对所纳不良资产的拍卖、破产、注销呆坏账之后，功成身退，人间蒸发，徒留下一个天文数字让学者慢慢猜想。第一是甩包袱，甩不良资产的包袱。国资委近期派出8个调研组赴央企调研，此行很是引人关注。
国资委就是一个纯粹的出资人执行机构。一是其背景 据说早在2009年，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曾表态：经过3年的研究，国资委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已经没有法律障碍
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民众反而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幸福感丝毫没有提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使得百姓面临学费高、看病难等困局。最为关键的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是GDP为纲，地方官员不在提高民生上下功夫，反而为了政绩工程肆意挥霍本来有限的地方财力。此外，重民生的要点是聚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交通、文化和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
那么如何解决该问题呢？首先要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从只看GDP转向重民生。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何处？比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蛋糕如何切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先从中央财政支出的数据来看，1991年中央财政决算支出为1090.81亿元，2010年增长到15972.89亿元，20年增长了14.64倍。缺钱和政绩压力使得地方官员把目光转向了预算外的卖地收入。基于此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专门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撰写一文。
科学技术支出3227亿元，比上年增加482亿元，增长17.6%。实施分税制的前三年，中央转移支付分别是585、559和597亿元，后三年的数据分别是2389、2543和2723亿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81亿元，比上年增加1475亿元，增长19.4%。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32.2%减少到2010年的17.8%。
转移支付虽说是中央收上去的税最后再返还到地方投资上，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结果是由诸侯问题转变成了王爷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利却过分膨胀。结束语当前中国经济的野蛮生长成就了GDP的两位数增长，却也让民众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人们焦灼的原因是当我们看到飞驰而过的财富快车时，却发现自己手中没有上车的车票。农林水事务支出8052亿元，比上年增加1331亿元，增长19.8%。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8.37倍，其增速也相对较快。历年来中央与地方的蛋糕如何切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1年到2010年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从1991年938.25亿元，增长到2010年42470.52亿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5.27倍。以个税起征点为例，众所周知，当前中国个税税收的贡献主体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反而通过各种技术实现了所谓的合理避税。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前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2211.23、2503.86和3391.44亿元，后三年分别是2311.6、2985.58和3746.92亿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980亿元，比上年增加1046亿元，增长21.2%。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中央转移支付从1991年58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2350亿元，增长了55.3倍。住房保障支出2358亿元，比上年增加553亿元，增长30.7%。
分税制的不彻底、公共事务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极强。而中央财政收入呢？同期增长了近45.27倍。
尤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分税制实施的前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分别是938.25、979.51和957.51亿元，实施的后三年该数据分别是2906.5、3256.62和3661.07亿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497亿元，比上年增加617亿元，增长21.4%。如此制度安排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稳定性差，在频繁的制度变迁和契约修订中损失了制度成本和效率。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饥饿营销使得低价飙升，高地价推升高房价，高房价又掏空了百姓的钱包。
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29.8%、28.1%和22%，增长到后三年的55.7%、52.2%和49.4%。6月13日笔者在上证报发表《清理地方债务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一文，文章重点阐述了清理地方债务问题，也涉及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均衡问题。
中央转移支付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从税收体系改革到全面经济改革让我们重新梳理思路，分税制使得中央将预算内的财权牢牢收紧，包括转移支付部分的财政收入也基本取决于中央的态度。
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70.2%、71.9%和78%，下降到44.3%、47.8%和50.5%。具体来看，在经济增长条件下，定额分成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出现实质性的累退。
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实施分税制后，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其财政收入都得到了长足的增长，也正是分税制有效的抑制了中央财政下降的趋势，及时消除了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也增加了透明度。但是分税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也正是因为分税制使得我国财政体制进入双轨制，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采取分税制，而地方政府之间仍然采取承包制或者采取具有承包制特征的财政体制。居民从低微收入中筹集本来应该由财政负担的支出，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高企，从而严重打击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和降低了消费预期，这是中国消费难以真正启动、投资消费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而且这种规则残缺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53亿元，比上年增加1191亿元，增长14.6%。智慧的火花源于不断深入的交流，在此对所有关注我们文章的朋友表示感谢。
可见国富民穷严峻到什么程度。此外，工商、公路、税务、公安、检验检疫、国土、检察、法院、烟草、司法、人事等部门都实行垂直管理，权力部门越来越条条化，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少。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层面而言：就表层原因来说，分税制使得中央把桌面上的阳光收入（即税收收入）的大部分拿走，而地方政府则另辟蹊径大搞土地财政，虽说中央会通过税收返还等形式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但这种随机性可想而知，就某个地方政府而言，税收返还不易看作是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繁荣又拉高了GDP，只是苦了平头百姓。
